第173章 革积弊屠刀须利（3 / 4）
元廷不给这些人发放俸禄，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在催税逼捐的过程中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其行径与“朝廷不发饷，默许官兵劫掠”如出一辙。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余。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
石山强调红旗营“鼓励工商”，给周昶算了一笔账：元廷各地关卡林立，私设厘卡无数，商贾通行，十税其五都算少的，极大地抑制了货物流通。
而红旗营废除一切私卡，只在主要市镇设立税所，商路畅通，成本降低，必然刺激商贸繁荣，商税总额也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周昶虽然不理解“工”字何解，却也明白，促进商贸流通确实能带来丰厚的税收，远比死盯着田赋、把农民逼得卖儿鬻女要高明得多。
但“做大工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环境，严密的法度等等客观条件，还需要时间沉淀。 ↑返回顶部↑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余。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
石山强调红旗营“鼓励工商”，给周昶算了一笔账：元廷各地关卡林立，私设厘卡无数，商贾通行，十税其五都算少的，极大地抑制了货物流通。
而红旗营废除一切私卡，只在主要市镇设立税所，商路畅通，成本降低，必然刺激商贸繁荣，商税总额也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周昶虽然不理解“工”字何解，却也明白，促进商贸流通确实能带来丰厚的税收，远比死盯着田赋、把农民逼得卖儿鬻女要高明得多。
但“做大工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环境，严密的法度等等客观条件，还需要时间沉淀。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