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0章 新星崛起（1 / 5）
周一中午的阳光正好，港区区役所前广场上的银杏树已经黄透，微风一过，叶片簌簌落下，铺满广场边缘的石板人行道，被往来行人踩出极细密的沙沙声。
记者们提前一个小时就已经到场占位，nhk、朝日、每日新闻、读卖、东京新闻的採访车轮流停在广场东侧的临时採访区，摄像师们架好三脚架，反覆调整镜头角度，確保能同时拍到演讲台和演讲台后方那面新掛上去的深蓝色背景布。
背景布上印著一行白色的字——“花山玲子 港区补选参选记者会”。
背景布是今天早上才赶製出来的，负责印刷的工坊昨天加了一个通宵的班，松本凌晨亲自去取回来，在区役所开门前就已经把背景布掛好。
他在花山院家做了四十多年的管家，掛过无数次慈善晚宴的横幅和选举海报，但这一次他把每一个褶皱都用手掌反覆抚平，抚到布面在晨光下几乎看不出任何接缝的痕跡，才退后两步，对著背景布微微低了一下头。
下午两点整，花山玲子从区役所正门走出来。
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简单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窄裙，衬衫领口敞著一颗扣子，袖口挽到手肘，露出小臂上那道很淡的旧疤痕。
那是多年前她在京都老宅厨房里跟管家学做饭时被热油溅到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淡得几乎看不出痕跡，但今天在阳光下被高清镜头捕捉到之后被放大在后台监视器上，那道旧疤刚好和她在演讲中提到的“回归真实”几个字重叠在同一个画面里。
头髮盘得很乾净，只在鬢角留了一缕碎发，脸上化了很淡的妆。
她把讲稿放在演讲台上，讲稿只有一页，上面没有密密麻麻的要点提示，只有几个关键词，用钢笔写得很端正。
她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然后抬起头看著台下黑压压的镜头和人群。
“各位港区的居民，各位媒体朋友，我是花山玲子。”
她开口时语调平稳得像是已经在心里把这句话反覆念诵了很多遍，但平稳之下有一种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东西。
不是激情，不是在野党议员那种挥舞著拳头对著话筒嘶吼的亢奋；是某种更深也更稳的篤定，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很长的夜路，终於在黎明前摸到了门把手，然后转身对还在黑暗里的其他人说——这边有光。
站在台下第一排的松本用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用力鼓起掌来，拍了好几下才放下。
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黑色西装，领带是玲子替他挑的——深蓝色，和背景布的顏色刚好相配。
“二十五年前，我以法学院新生的身份第一次站在港区的街头。
那时我在这里参加了一场模擬法庭辩论赛，代表东大法学部出战，在决赛里输给了一个比我高两届的学长。
后来我嫁给了他。”
台下响起一阵极轻的、压抑的骚动，快门声稀稀落落地响了几下。
她没有停顿，语调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二十三年来，我站在他身后，替他写了每一版的竞选手册，替他安排了每一场町內会恳谈会的日程，替他在每一次选前衝刺的深夜核对后援会名单上的名字有没有遗漏。
我以为这些付出是婚姻的一部分，后来我才知道，在他眼里这些只是梯子的一部分。
这段婚姻在上周结束了，他在品川区那栋不属於我的房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在网络上一段被反覆播放的录音——他说，『玲子不过是我往上爬的梯子罢了』。”
台下彻底安静下来。
有几个记者下意识把录音笔往前伸了半寸，但没有人开口提问。
玲子把讲稿翻到下一页，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按了一下，然后抬起头。
她的眼眶没有红，声音也没有发抖，和葬礼那天站在寺庙门口对著镜头时那种克制到极限的姿態一模一样，只是在说到“梯子”这两个字时语速放慢了半拍。
“我不想再成为任何人的梯子了。
我想成为港区选民的代言人，成为那些在婚姻里被背叛、在职场上被忽视、在生活中被看轻的女性同胞的代言人。
我不需要再站在任何人的身后替他写稿，我想自己站在台前，用我自己的声音说——我理解你们，因为我和你们一样。” ↑返回顶部↑
记者们提前一个小时就已经到场占位，nhk、朝日、每日新闻、读卖、东京新闻的採访车轮流停在广场东侧的临时採访区，摄像师们架好三脚架，反覆调整镜头角度，確保能同时拍到演讲台和演讲台后方那面新掛上去的深蓝色背景布。
背景布上印著一行白色的字——“花山玲子 港区补选参选记者会”。
背景布是今天早上才赶製出来的，负责印刷的工坊昨天加了一个通宵的班，松本凌晨亲自去取回来，在区役所开门前就已经把背景布掛好。
他在花山院家做了四十多年的管家，掛过无数次慈善晚宴的横幅和选举海报，但这一次他把每一个褶皱都用手掌反覆抚平，抚到布面在晨光下几乎看不出任何接缝的痕跡，才退后两步，对著背景布微微低了一下头。
下午两点整，花山玲子从区役所正门走出来。
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简单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窄裙，衬衫领口敞著一颗扣子，袖口挽到手肘，露出小臂上那道很淡的旧疤痕。
那是多年前她在京都老宅厨房里跟管家学做饭时被热油溅到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淡得几乎看不出痕跡，但今天在阳光下被高清镜头捕捉到之后被放大在后台监视器上，那道旧疤刚好和她在演讲中提到的“回归真实”几个字重叠在同一个画面里。
头髮盘得很乾净，只在鬢角留了一缕碎发，脸上化了很淡的妆。
她把讲稿放在演讲台上，讲稿只有一页，上面没有密密麻麻的要点提示，只有几个关键词，用钢笔写得很端正。
她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然后抬起头看著台下黑压压的镜头和人群。
“各位港区的居民，各位媒体朋友，我是花山玲子。”
她开口时语调平稳得像是已经在心里把这句话反覆念诵了很多遍，但平稳之下有一种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东西。
不是激情，不是在野党议员那种挥舞著拳头对著话筒嘶吼的亢奋；是某种更深也更稳的篤定，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很长的夜路，终於在黎明前摸到了门把手，然后转身对还在黑暗里的其他人说——这边有光。
站在台下第一排的松本用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用力鼓起掌来，拍了好几下才放下。
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黑色西装，领带是玲子替他挑的——深蓝色，和背景布的顏色刚好相配。
“二十五年前，我以法学院新生的身份第一次站在港区的街头。
那时我在这里参加了一场模擬法庭辩论赛，代表东大法学部出战，在决赛里输给了一个比我高两届的学长。
后来我嫁给了他。”
台下响起一阵极轻的、压抑的骚动，快门声稀稀落落地响了几下。
她没有停顿，语调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二十三年来，我站在他身后，替他写了每一版的竞选手册，替他安排了每一场町內会恳谈会的日程，替他在每一次选前衝刺的深夜核对后援会名单上的名字有没有遗漏。
我以为这些付出是婚姻的一部分，后来我才知道，在他眼里这些只是梯子的一部分。
这段婚姻在上周结束了，他在品川区那栋不属於我的房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在网络上一段被反覆播放的录音——他说，『玲子不过是我往上爬的梯子罢了』。”
台下彻底安静下来。
有几个记者下意识把录音笔往前伸了半寸，但没有人开口提问。
玲子把讲稿翻到下一页，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按了一下，然后抬起头。
她的眼眶没有红，声音也没有发抖，和葬礼那天站在寺庙门口对著镜头时那种克制到极限的姿態一模一样，只是在说到“梯子”这两个字时语速放慢了半拍。
“我不想再成为任何人的梯子了。
我想成为港区选民的代言人，成为那些在婚姻里被背叛、在职场上被忽视、在生活中被看轻的女性同胞的代言人。
我不需要再站在任何人的身后替他写稿，我想自己站在台前，用我自己的声音说——我理解你们，因为我和你们一样。”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