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议事左將军府（2 / 6）
维持国家运转，最核心的便是財政，而財政之基，首在税收。
费观心道，原来今日是集中商討税制改革的日子，难怪如此阵仗。
一名年纪稍长、主管田曹的官员站了出来，指著绢布上一片区域道：
“依先前所议，课田之制，丁男（成年男子）课五十亩，丁女课二十亩，较为適宜。次丁男减半，次丁女则免徵。至於占田之限，丁男以七十亩为率，丁女三十亩，诸公以为如何？”
“亩”之制，源於周代井田。此时一亩约合后世三十坪（一百平方米）左右。百亩之田，大抵便是一个壮年男子能够独立耕种的基本面积。以此为基础，再来確定国家徵收多少赋税。
例如曹魏，便是每亩课税四升穀物。十升为一斛，一个健壮男子每月口粮约需五斛，一年便是六十斛。
简而言之，“占田”乃是规定百姓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的上限；而“课田”，则是规定其必须承担耕种纳税义务的最低面积。
这套政策的目的，在於通过限制土地兼併，遏制如费观这类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大力扶植自耕农，稳固税基与兵源。
国家也会藉此，將那些不合作或心怀不满的豪强土地没收，重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
费观之所以选择隱忍配合，部分原因，正是为了避免在这项政策推行初期，被当作“典型”拿来开刀，落得家破人亡。
这已非他个人得失，而是关乎整个费氏家族在巴郡的根基存续。
土地税额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能够供养军队的规模。
歷史上蜀汉军队的极限大约在十万左右，並非益州壮丁不足，实则是土地税赋的徵收总量，大体只能支撑这个规模的常备军。
因此，若能设法增加方才討论的“户调”（人头税），或眼下商议的“田租”（土地税）徵收效率与总量，国家的兵力动员能力便能提升，未来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些许。
费观一边听，一边在心中快速回忆和对比著一些模糊的数据。
大致来看三国粮食產出的比例，会发现与常说的“魏占其七，吴有其二，蜀得其一”的国力论大相逕庭。
曹操受封魏公时，魏国当年粮食统计收入大约在两千七百万斛；同期东吴约两千一百万斛；而蜀汉，大概在一千一百二十万斛上下。
忽略零头，按比例粗略计算，大约是魏4.6，吴3.5，蜀1.9。
魏国以此產量支撑庞大军队与官僚系统颇为吃紧，故而大力推行屯田；
吴国这数据看起来也偏低，或许统计未尽；
唯有蜀国，在诸葛亮治下，大体能维持民食与军粮各半的平衡。
当然，这些数据未必精准，只能窥见趋势。
蜀国单位面积產量相对较高，得益於都江堰这座“水利作弊器”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灌溉滋养。
至於吴国產量显得高，则是因为中原主粮为麦，南方主粮为稻，稻米的单位面积產量本就高於麦。
换句话说，魏国的產量统计以麦为基准，而蜀、吴则以稻为基准。
魏国通过军屯、大规模招募流民和贫民进行的民屯来弥补粮食不足（这部分屯田產出往往未完全纳入常规统计）。
蜀汉因战乱流离人口远少於中原，故更倾向於通过培育承担赋税的自耕农来构建土地制度。
若说通过中央集权能全力动员资源的蜀汉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那么吴国则更像一个由诸多豪族组成的鬆散联盟，直至灭亡前夕，內部猜忌不断，始终未能將国力完全拧成一股绳。
即便是赤壁之战那般生死存亡关头，东吴也未曾倾尽全力。
豪族们多持“谁做皇帝皆可”的態度，只在无损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提供有限支持。 ↑返回顶部↑
费观心道，原来今日是集中商討税制改革的日子，难怪如此阵仗。
一名年纪稍长、主管田曹的官员站了出来，指著绢布上一片区域道：
“依先前所议，课田之制，丁男（成年男子）课五十亩，丁女课二十亩，较为適宜。次丁男减半，次丁女则免徵。至於占田之限，丁男以七十亩为率，丁女三十亩，诸公以为如何？”
“亩”之制，源於周代井田。此时一亩约合后世三十坪（一百平方米）左右。百亩之田，大抵便是一个壮年男子能够独立耕种的基本面积。以此为基础，再来確定国家徵收多少赋税。
例如曹魏，便是每亩课税四升穀物。十升为一斛，一个健壮男子每月口粮约需五斛，一年便是六十斛。
简而言之，“占田”乃是规定百姓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的上限；而“课田”，则是规定其必须承担耕种纳税义务的最低面积。
这套政策的目的，在於通过限制土地兼併，遏制如费观这类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大力扶植自耕农，稳固税基与兵源。
国家也会藉此，將那些不合作或心怀不满的豪强土地没收，重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
费观之所以选择隱忍配合，部分原因，正是为了避免在这项政策推行初期，被当作“典型”拿来开刀，落得家破人亡。
这已非他个人得失，而是关乎整个费氏家族在巴郡的根基存续。
土地税额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能够供养军队的规模。
歷史上蜀汉军队的极限大约在十万左右，並非益州壮丁不足，实则是土地税赋的徵收总量，大体只能支撑这个规模的常备军。
因此，若能设法增加方才討论的“户调”（人头税），或眼下商议的“田租”（土地税）徵收效率与总量，国家的兵力动员能力便能提升，未来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些许。
费观一边听，一边在心中快速回忆和对比著一些模糊的数据。
大致来看三国粮食產出的比例，会发现与常说的“魏占其七，吴有其二，蜀得其一”的国力论大相逕庭。
曹操受封魏公时，魏国当年粮食统计收入大约在两千七百万斛；同期东吴约两千一百万斛；而蜀汉，大概在一千一百二十万斛上下。
忽略零头，按比例粗略计算，大约是魏4.6，吴3.5，蜀1.9。
魏国以此產量支撑庞大军队与官僚系统颇为吃紧，故而大力推行屯田；
吴国这数据看起来也偏低，或许统计未尽；
唯有蜀国，在诸葛亮治下，大体能维持民食与军粮各半的平衡。
当然，这些数据未必精准，只能窥见趋势。
蜀国单位面积產量相对较高，得益於都江堰这座“水利作弊器”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灌溉滋养。
至於吴国產量显得高，则是因为中原主粮为麦，南方主粮为稻，稻米的单位面积產量本就高於麦。
换句话说，魏国的產量统计以麦为基准，而蜀、吴则以稻为基准。
魏国通过军屯、大规模招募流民和贫民进行的民屯来弥补粮食不足（这部分屯田產出往往未完全纳入常规统计）。
蜀汉因战乱流离人口远少於中原，故更倾向於通过培育承担赋税的自耕农来构建土地制度。
若说通过中央集权能全力动员资源的蜀汉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那么吴国则更像一个由诸多豪族组成的鬆散联盟，直至灭亡前夕，內部猜忌不断，始终未能將国力完全拧成一股绳。
即便是赤壁之战那般生死存亡关头，东吴也未曾倾尽全力。
豪族们多持“谁做皇帝皆可”的態度，只在无损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提供有限支持。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