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练兵与索贿（4 / 5）
然而，待看到“自称诛杀太平道党羽”、“民间有『桃夭』妖言流布”、“太平道似有异动”等內容时，他的神色又变得复杂起来。
对於太平道，他身为二千石郡守，自然比县令、县尉知晓更多內情。
朝廷近年屡有风闻，各州郡亦不乏密奏，言其“以符水咒说疗病”、“誑耀百姓”、“徒党日增，连结郡国”。
中枢三公府乃至宫中，对此皆有议论，虽因种种顾忌未下明令討伐，然警惕与忧惧之意已显。
他本人深受《诗》、《书》、《礼》、《易》薰陶，对太平道这等“左道惑眾”、“誑耀百姓”、“假託神怪”的“妖妄”之教，从心底里深恶痛绝，视其为败坏风俗、扰乱民心、动摇统治根基的祸患，近乎“淫祀”，当在禁绝之列。
若刘备所言属实，其诛杀邓、李，虽是“擅杀”，但其动机，在刘郃看来，或许並非全无道理，甚至可视为“嫉恶如仇”、“维护纲常”。
其所言的“匡扶汉室之举”，细究起来，似乎也並非完全的空言。
“只是……”刘郃放下公文，捋须沉吟，“太平道势大，传闻信徒数十百万，跨州连郡，其魁首张角兄弟，名动一方，大有图谋。”
“若其蛰伏不动，或朝廷另有处置，这刘备『擅杀』之罪便是铁证，其『聚眾练兵』之举，更显居心叵测。我若此刻处置，或奖其『诛妖』而助长豪强气焰，或惩其『擅杀』而寒了忠义之心，皆有不妥。”
他心中矛盾重重。从情感上，他同为刘氏宗亲，对刘备这“勇於任事”的同族后辈，隱隱有一丝讚赏，甚至觉得其行径颇有几分“任侠”古风，不愿亲手扼杀，背负残害宗枝的恶名。
从利害上，他性格软弱，最怕激起大变。
若强行发兵征討已成气候的刘备，胜负难料，一旦战事迁延，或逼得刘备真与太平道合流，那便是滔天大祸；
若置之不理，又恐其势力继续膨胀，尾大不掉，届时刺史追究、朝廷责问下来，自己同样难逃“抚驭无方”、“养痈成患”之罪。
思虑再三，这位守成有余、决断不足的太守，做出了最符合其性格与官僚智慧的决定：將皮球踢给州治。
他提起笔，在涿县原文上添了几行批语，无非是“事涉宗亲，干係非轻，未敢专决”、“妖道流言，滋蔓州郡，宜加详察，以杜乱萌”等语，盖上涿郡太守的银印，命郡府主簿以“四百里加急”的方式，转呈幽州刺史郭勛，请“使君钧裁”。
现如今，刺史制度已经与孝武皇帝初设之时，大为不同。
刺史本为监察官，秩六百石，地位低於秩二千石的郡守，但可监察太守。
然至汉末，刺史常加“持节”、“督军”等衔，职权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凌驾於郡守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並向“州牧”演化。
其最重要职责之一，便是“討平”辖境內的“盗贼”、“妖寇”。
幽州为边地，鲜卑、乌桓时扰，境內郡国兵相对內地较强，刺史在必要时有权调动郡兵。
幽州刺史郭勛，此时正坐镇州治，广阳郡蓟县。
与宽厚保守的涿郡太守刘郃不同，郭勛是另一种典型。
他並非凭藉经学德行或政绩卓著升至高位，而是走了中常侍张赵忠的门路，花费了巨额的“礼金”，才坐上了这幽州刺史之位。
看中的便是边地军务油水丰厚，与鲜卑、乌桓的“互市”、“抚赏”，乃至郡国上缴的赋税、军中粮餉器械採买，处处皆可伸手，堪称钱途无量。
其人贪婪而精於算计，赴任以来，所思所想无非是儘快捞回本钱，並大赚特赚。
对於地方政务、边备防务，只要不危及自身权位，往往敷衍了事，但敛財、索贿、安插亲信、打压异己，却是手段嫻熟。
接到涿郡转呈的公文时，已是半月之后。如今公文传递，虽有驛传系统，然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加之官僚体系的层层周转，耗时半月实属正常。
郭勛漫不经心地展开公文阅览，起初看到“聚眾”、“擅杀”、“抗法”等字眼，还颇不耐烦，觉得又是地方豪强滋事，徒惹麻烦，还影响他『收税』。
但看到“中山靖王之后”、“诛杀太平道党羽”、“聚眾数百操练甚严”以及“桃夭妖言”时，他那双精於算计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贪婪之人，往往能从麻烦中看到“机会”。 ↑返回顶部↑
对於太平道，他身为二千石郡守，自然比县令、县尉知晓更多內情。
朝廷近年屡有风闻，各州郡亦不乏密奏，言其“以符水咒说疗病”、“誑耀百姓”、“徒党日增，连结郡国”。
中枢三公府乃至宫中，对此皆有议论，虽因种种顾忌未下明令討伐，然警惕与忧惧之意已显。
他本人深受《诗》、《书》、《礼》、《易》薰陶，对太平道这等“左道惑眾”、“誑耀百姓”、“假託神怪”的“妖妄”之教，从心底里深恶痛绝，视其为败坏风俗、扰乱民心、动摇统治根基的祸患，近乎“淫祀”，当在禁绝之列。
若刘备所言属实，其诛杀邓、李，虽是“擅杀”，但其动机，在刘郃看来，或许並非全无道理，甚至可视为“嫉恶如仇”、“维护纲常”。
其所言的“匡扶汉室之举”，细究起来，似乎也並非完全的空言。
“只是……”刘郃放下公文，捋须沉吟，“太平道势大，传闻信徒数十百万，跨州连郡，其魁首张角兄弟，名动一方，大有图谋。”
“若其蛰伏不动，或朝廷另有处置，这刘备『擅杀』之罪便是铁证，其『聚眾练兵』之举，更显居心叵测。我若此刻处置，或奖其『诛妖』而助长豪强气焰，或惩其『擅杀』而寒了忠义之心，皆有不妥。”
他心中矛盾重重。从情感上，他同为刘氏宗亲，对刘备这“勇於任事”的同族后辈，隱隱有一丝讚赏，甚至觉得其行径颇有几分“任侠”古风，不愿亲手扼杀，背负残害宗枝的恶名。
从利害上，他性格软弱，最怕激起大变。
若强行发兵征討已成气候的刘备，胜负难料，一旦战事迁延，或逼得刘备真与太平道合流，那便是滔天大祸；
若置之不理，又恐其势力继续膨胀，尾大不掉，届时刺史追究、朝廷责问下来，自己同样难逃“抚驭无方”、“养痈成患”之罪。
思虑再三，这位守成有余、决断不足的太守，做出了最符合其性格与官僚智慧的决定：將皮球踢给州治。
他提起笔，在涿县原文上添了几行批语，无非是“事涉宗亲，干係非轻，未敢专决”、“妖道流言，滋蔓州郡，宜加详察，以杜乱萌”等语，盖上涿郡太守的银印，命郡府主簿以“四百里加急”的方式，转呈幽州刺史郭勛，请“使君钧裁”。
现如今，刺史制度已经与孝武皇帝初设之时，大为不同。
刺史本为监察官，秩六百石，地位低於秩二千石的郡守，但可监察太守。
然至汉末，刺史常加“持节”、“督军”等衔，职权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凌驾於郡守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並向“州牧”演化。
其最重要职责之一，便是“討平”辖境內的“盗贼”、“妖寇”。
幽州为边地，鲜卑、乌桓时扰，境內郡国兵相对內地较强，刺史在必要时有权调动郡兵。
幽州刺史郭勛，此时正坐镇州治，广阳郡蓟县。
与宽厚保守的涿郡太守刘郃不同，郭勛是另一种典型。
他並非凭藉经学德行或政绩卓著升至高位，而是走了中常侍张赵忠的门路，花费了巨额的“礼金”，才坐上了这幽州刺史之位。
看中的便是边地军务油水丰厚，与鲜卑、乌桓的“互市”、“抚赏”，乃至郡国上缴的赋税、军中粮餉器械採买，处处皆可伸手，堪称钱途无量。
其人贪婪而精於算计，赴任以来，所思所想无非是儘快捞回本钱，並大赚特赚。
对於地方政务、边备防务，只要不危及自身权位，往往敷衍了事，但敛財、索贿、安插亲信、打压异己，却是手段嫻熟。
接到涿郡转呈的公文时，已是半月之后。如今公文传递，虽有驛传系统，然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加之官僚体系的层层周转，耗时半月实属正常。
郭勛漫不经心地展开公文阅览，起初看到“聚眾”、“擅杀”、“抗法”等字眼，还颇不耐烦，觉得又是地方豪强滋事，徒惹麻烦，还影响他『收税』。
但看到“中山靖王之后”、“诛杀太平道党羽”、“聚眾数百操练甚严”以及“桃夭妖言”时，他那双精於算计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贪婪之人，往往能从麻烦中看到“机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