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8章 什么叫巨儒啊！（3 / 5）
“臣举个例子。殿下，重农抑商的国策能执行千年，难道仅仅是因为歷代皇帝和官员一拍脑袋，非要跟商人过不去吗？”
“恐怕不是。臣在家乡、在京师，都见过市井百姓。一个老实种田的农户，辛苦一年，勉强温饱；隔壁一个走贩的商人，可能倒卖几次货物，就赚得比他多。”
“农户心里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公平吗？他会本能地觉得那商人“狡诈』、“不劳而获』，甚至会担心粮价被商人操控。”
“这种对“投机取巧』、“不安於本』的警惕和反感，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最朴素的人心。”“歷代朝廷“抑商』，固然有维护农业税基、控制流动性等实际考量，但背后若完全没有这种广泛的民间情绪支撑，政策能如此持久吗？”
朱翊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范宽只强调了工商现在能做多少事、有多重要，这是“果』。”
“但他迴避了“因』，百姓对商人阶层的普遍观感，是否因为工商作用的提升就发生了根本转变？百姓是更感激商人运来了货物，还是更担忧商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这两者孰轻孰重？他不知道，也没去系统地了解。他只是从商人作用重要的“果』，反过来论证政策不合理的“因』，这同样是倒果为因。”
苏泽的语气始终平稳，像在剖析一个算学问题：
“李贄也一样。他感觉到一些读书人对纲常僵化的不满，也找到歷史上纲常內容曾调整的证据，就认为当下“纲常可变』已是人心所向。”
“但他如何证明，这种“不满』是士林主流？还是少数激进者的想法？广大乡村的宗族耆老、寻常家庭的父子夫妇，他们是如何看待君臣、父子、夫妇之纲的？”
“是觉得束缚得难以忍受，还是依然视之为维繫家庭的基石？李贄没有工具去丈量这些，他只是凭藉敏锐的感触和部分例子，就做出了全局性的推断。”
他看向太子，目光清明：“所以臣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质疑和反思也没有错。”
“但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急、太草率。他们指出了“人理可变』这个方向，却在论证“如何变』、“变成什么样』时，缺乏可靠的方法。”
“他们用的是文人议政的老法子：举例子、发感慨、推己及人。但这不够。”
“那……苏师傅觉得，应该如何？”朱翊钧被带入到这个更深的层次，怒气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好奇。
“这正是臣希望这次大討论能引出的东西。”
苏泽身体微微前倾：“臣提出“人理』之说，不是要给李贄、范宽他们一个现成的武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旧靶子。”
“臣是希望，天下有志於学问、有心於治世的人，能意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观察、总结一个时代的“人心』？如何把握“人理』变迁的真实脉络？这需要工具，需要方法。”
他屈指数来：
“比如，要判断“重农抑商』政策是否该调整，不能只听商人怎么说，也不能只听官员怎么说。”“我们需要知道，全国主要產粮区的农民，对商人阶层具体怎么看？是感激多，还是怨憎多？”“不同地域、不同收成年景，这种看法有没有差异？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小贩、僱工，他们对商业的態度又是如何？”
“他们是更依赖商业带来的就业和便利，还是更痛恨奸商盘剥？这些看法，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不是靠一两个例子，或者主笔在茶馆里听来的几段牢骚就能代表的。它需要调查，需要记录，需要分析。”
“朝廷有户部的黄册，但黄册只记人口田亩赋税，不记人心所想。各地有官报，但官报多载政令大事，少录民间细语。”
小胖钧也正色起来，这个问题太大了，甚至超过了苏泽理论本身了。
自古以来，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知道真实的民意。
別说是皇帝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县令，也很难知道真实的民意。
地方士绅、衙门中的胥吏，都可以编织出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让身为父母官亲民官的县令，无法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
小胖钧激动地看向苏泽问道：
“苏师傅有办法？” ↑返回顶部↑
“恐怕不是。臣在家乡、在京师，都见过市井百姓。一个老实种田的农户，辛苦一年，勉强温饱；隔壁一个走贩的商人，可能倒卖几次货物，就赚得比他多。”
“农户心里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公平吗？他会本能地觉得那商人“狡诈』、“不劳而获』，甚至会担心粮价被商人操控。”
“这种对“投机取巧』、“不安於本』的警惕和反感，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最朴素的人心。”“歷代朝廷“抑商』，固然有维护农业税基、控制流动性等实际考量，但背后若完全没有这种广泛的民间情绪支撑，政策能如此持久吗？”
朱翊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范宽只强调了工商现在能做多少事、有多重要，这是“果』。”
“但他迴避了“因』，百姓对商人阶层的普遍观感，是否因为工商作用的提升就发生了根本转变？百姓是更感激商人运来了货物，还是更担忧商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这两者孰轻孰重？他不知道，也没去系统地了解。他只是从商人作用重要的“果』，反过来论证政策不合理的“因』，这同样是倒果为因。”
苏泽的语气始终平稳，像在剖析一个算学问题：
“李贄也一样。他感觉到一些读书人对纲常僵化的不满，也找到歷史上纲常內容曾调整的证据，就认为当下“纲常可变』已是人心所向。”
“但他如何证明，这种“不满』是士林主流？还是少数激进者的想法？广大乡村的宗族耆老、寻常家庭的父子夫妇，他们是如何看待君臣、父子、夫妇之纲的？”
“是觉得束缚得难以忍受，还是依然视之为维繫家庭的基石？李贄没有工具去丈量这些，他只是凭藉敏锐的感触和部分例子，就做出了全局性的推断。”
他看向太子，目光清明：“所以臣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质疑和反思也没有错。”
“但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急、太草率。他们指出了“人理可变』这个方向，却在论证“如何变』、“变成什么样』时，缺乏可靠的方法。”
“他们用的是文人议政的老法子：举例子、发感慨、推己及人。但这不够。”
“那……苏师傅觉得，应该如何？”朱翊钧被带入到这个更深的层次，怒气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好奇。
“这正是臣希望这次大討论能引出的东西。”
苏泽身体微微前倾：“臣提出“人理』之说，不是要给李贄、范宽他们一个现成的武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旧靶子。”
“臣是希望，天下有志於学问、有心於治世的人，能意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观察、总结一个时代的“人心』？如何把握“人理』变迁的真实脉络？这需要工具，需要方法。”
他屈指数来：
“比如，要判断“重农抑商』政策是否该调整，不能只听商人怎么说，也不能只听官员怎么说。”“我们需要知道，全国主要產粮区的农民，对商人阶层具体怎么看？是感激多，还是怨憎多？”“不同地域、不同收成年景，这种看法有没有差异？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小贩、僱工，他们对商业的態度又是如何？”
“他们是更依赖商业带来的就业和便利，还是更痛恨奸商盘剥？这些看法，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不是靠一两个例子，或者主笔在茶馆里听来的几段牢骚就能代表的。它需要调查，需要记录，需要分析。”
“朝廷有户部的黄册，但黄册只记人口田亩赋税，不记人心所想。各地有官报，但官报多载政令大事，少录民间细语。”
小胖钧也正色起来，这个问题太大了，甚至超过了苏泽理论本身了。
自古以来，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知道真实的民意。
別说是皇帝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县令，也很难知道真实的民意。
地方士绅、衙门中的胥吏，都可以编织出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让身为父母官亲民官的县令，无法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
小胖钧激动地看向苏泽问道：
“苏师傅有办法？”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