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章 石山的取士之道（4 / 4）
科举的制度设计就註定了，它只能是极少数天赋异稟运气上佳者，才脱颖而出的狭窄赛道。
让天下读书人只能挤科举这道独木桥，让天资鲁钝者家徒四壁终老，仍对功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本身就是文教制度设计的失败和悲哀！”
他的语气变得愈发严肃：“吾等身为执政者，岂能为了维繫这样一个本身就有缺陷、导向单一的制度，而动用国家宝贵的財力，去助长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资源错配？这非但不是恤士，反而是误国、
害士！”
石山深知，元末之际，尤其是久经战乱的江北地区，在女真和蒙古人数百年的统治与折腾下，文化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真正能读书、有条件参加科举的人，数量远不及文化鼎盛的两宋时期。
而在这有限的读书人群体中，绝大部分都是家有恆產、广有田地的地主乡绅子弟。
真正需要靠那点廩膳米才能活下去的赤贫寒士，比例极低。
蒙元所谓的“儒户”优待，其最大的吸引力，恐怕不在於那点廩金，而在於“免除其他所有杂泛差役”这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特权！
说白了，在蒙元统治下，一旦取得“士绅”身份，便可享受超然的免税特权，简直不要太爽。
而汉国一直都是“正税免捐”，力图建立更清晰公平的税收体系，並已著手准备逐步改革蒙元遗留的不合理户籍制度。
在此背景下，岂能再开歷史倒车，重新製造出一个拥有经济特权的“准士绅”阶层？
石山环视神色各异的四位臣子，沉声道：“科举未兴之前，华夏煌煌数千年，治国理政、安邦抚民的贤才干吏不绝於史。科举大兴之后，歷代王朝选拔人才，也未局限於科举一途。
科举，就是科举。无论將其定义为取士”，还是收英雄”，它终究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唯一途径，更非终极目的。
我等必须重视科举，因其关乎士林人心与社会阶层上下流动，但亦不宜將其无限拔高。更不能试图依靠这项赛道狭窄的制度，去解决王朝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所有复杂问题。”
蒙元虽是异族统治的王朝，有许多失败乃至歷史倒退的制度设计，但亦不乏值得借鑑的探索。
例如，其吏员转官的制度化、批量化，不仅改变了两宋那种几乎一日为吏、终生为吏的残酷现实（其实有转官通道，但非常狭窄，几近於无），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相当数量具备实践经验的官员。
汉国刑部尚书张做，便是由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一书吏做起，凭藉才於与功绩，逐步晋升至正四品的淮南行省理问所理问。吏部尚书周昶、商部尚书蒋居仁等人，亦是吏员出身，积功转官。
除此之外，官学选拔、羽林营培养、功臣子弟荫庇、伤残將士荣退、有功將士军转、
匠作院、荣军社管理层与地方官员互调等等，都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內，成为汉国官吏的重要来源。
石山还在江北时，就已著手兴办文、武学校，未来的汉国，將实行多套教育、选拔制度並行不悖的策略。
但更为根本的是大力发展诸业，提升整个社会的生產力水平，创造出足够多、足够多样的就业岗位和上升渠道。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培养读书人越多，国家却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有前途的出路，那“士无所用”本身，便会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破坏力，恐远超任何农民起义。
而这些，註定不是科举能够解决的，这套制度设计本身就註定了，其担不起既推进科学进步的重任，也不能將治理国家、乃至统兵打仗的重任都交给科举出身的士子。
科举，只是科举。
它必须在未来某个合適的时机，回归其应有的歷史定位上—一其是选拔文官的重要渠道，但绝非唯一渠道；是维繫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绝非万能灵药。
ps：肩周炎影响码字状態，今天这章自我感觉有些乱，来不及修改，明天状態好点，可能会略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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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天下读书人只能挤科举这道独木桥，让天资鲁钝者家徒四壁终老，仍对功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本身就是文教制度设计的失败和悲哀！”
他的语气变得愈发严肃：“吾等身为执政者，岂能为了维繫这样一个本身就有缺陷、导向单一的制度，而动用国家宝贵的財力，去助长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资源错配？这非但不是恤士，反而是误国、
害士！”
石山深知，元末之际，尤其是久经战乱的江北地区，在女真和蒙古人数百年的统治与折腾下，文化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真正能读书、有条件参加科举的人，数量远不及文化鼎盛的两宋时期。
而在这有限的读书人群体中，绝大部分都是家有恆產、广有田地的地主乡绅子弟。
真正需要靠那点廩膳米才能活下去的赤贫寒士，比例极低。
蒙元所谓的“儒户”优待，其最大的吸引力，恐怕不在於那点廩金，而在於“免除其他所有杂泛差役”这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特权！
说白了，在蒙元统治下，一旦取得“士绅”身份，便可享受超然的免税特权，简直不要太爽。
而汉国一直都是“正税免捐”，力图建立更清晰公平的税收体系，並已著手准备逐步改革蒙元遗留的不合理户籍制度。
在此背景下，岂能再开歷史倒车，重新製造出一个拥有经济特权的“准士绅”阶层？
石山环视神色各异的四位臣子，沉声道：“科举未兴之前，华夏煌煌数千年，治国理政、安邦抚民的贤才干吏不绝於史。科举大兴之后，歷代王朝选拔人才，也未局限於科举一途。
科举，就是科举。无论將其定义为取士”，还是收英雄”，它终究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唯一途径，更非终极目的。
我等必须重视科举，因其关乎士林人心与社会阶层上下流动，但亦不宜將其无限拔高。更不能试图依靠这项赛道狭窄的制度，去解决王朝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所有复杂问题。”
蒙元虽是异族统治的王朝，有许多失败乃至歷史倒退的制度设计，但亦不乏值得借鑑的探索。
例如，其吏员转官的制度化、批量化，不仅改变了两宋那种几乎一日为吏、终生为吏的残酷现实（其实有转官通道，但非常狭窄，几近於无），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相当数量具备实践经验的官员。
汉国刑部尚书张做，便是由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一书吏做起，凭藉才於与功绩，逐步晋升至正四品的淮南行省理问所理问。吏部尚书周昶、商部尚书蒋居仁等人，亦是吏员出身，积功转官。
除此之外，官学选拔、羽林营培养、功臣子弟荫庇、伤残將士荣退、有功將士军转、
匠作院、荣军社管理层与地方官员互调等等，都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內，成为汉国官吏的重要来源。
石山还在江北时，就已著手兴办文、武学校，未来的汉国，將实行多套教育、选拔制度並行不悖的策略。
但更为根本的是大力发展诸业，提升整个社会的生產力水平，创造出足够多、足够多样的就业岗位和上升渠道。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培养读书人越多，国家却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有前途的出路，那“士无所用”本身，便会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破坏力，恐远超任何农民起义。
而这些，註定不是科举能够解决的，这套制度设计本身就註定了，其担不起既推进科学进步的重任，也不能將治理国家、乃至统兵打仗的重任都交给科举出身的士子。
科举，只是科举。
它必须在未来某个合適的时机，回归其应有的歷史定位上—一其是选拔文官的重要渠道，但绝非唯一渠道；是维繫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绝非万能灵药。
ps：肩周炎影响码字状態，今天这章自我感觉有些乱，来不及修改，明天状態好点，可能会略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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