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章 科举取士取什么（3 / 4）
当前需要著力变革的，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
其实，汉国疆域尚小，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但今日既然集中討论，可以先定下方向。
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但考试的內核一科目设置与內容导向，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
这两级考试，基本遵循著“经义+文学（古赋、应用文）+策论”的三位一体模式。
其中，“经义”部分涉及意识形態掌控与思想统一，这其实並非封建王朝的“专利”。
任何有志於建立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牵一髮而动全身。
“古赋”与“詔誥章表”，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甚至削减，因其於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属於“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毕竟，自古至今，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而作为压轴大题的“策问”，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千余年来其核心精神变化並不算大，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
石山脑中飞速运转，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参政，蒙元科举於经义”一道，可曾限定出题范围？”
赵璉心中暗赞，汉王果然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核心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指定教材”，接受何种思想薰陶。
“王上明鑑，確有严格限定，范围便在於四书五经”。
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註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確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四书”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標准答案。五经”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註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
《周易》则並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註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並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別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和註疏。
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更成体系且易於推广的新经典新註疏，那无异於自毁长城，执意如此做的话，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
不过，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无所作为。
石山將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蒙元取士，每科录取不过百人，尚且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族均分，导致乡有遗贤，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
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然开科取士，志在网罗天下英才，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
故，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与之相应，考题设置便不能过於复杂艰深，以免过度筛选，反將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
他略一停顿，指向核心的经义部分：“譬如，明经、经义、经问这几项，考察內容多有重叠，可否考虑適当合併？並大幅减少题量，比如————减少一半？
咱们將考察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
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受害者”，饱读诗书，才情横溢，实干能力亦不弱，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詮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对此有著切肤之痛。
其人闻听石山此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心中大为赞同，立刻躬身应道：“臣明白！王上此议，实乃切中时弊，有利於选拔通经致用之才，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臣必当精心设计，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不减选拔之效！”
刘兴葛、赵璉、施耐庵三个“老雕虫”，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王上此举，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是对理学独尊、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 ↑返回顶部↑
其实，汉国疆域尚小，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但今日既然集中討论，可以先定下方向。
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但考试的內核一科目设置与內容导向，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
这两级考试，基本遵循著“经义+文学（古赋、应用文）+策论”的三位一体模式。
其中，“经义”部分涉及意识形態掌控与思想统一，这其实並非封建王朝的“专利”。
任何有志於建立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牵一髮而动全身。
“古赋”与“詔誥章表”，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甚至削减，因其於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属於“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毕竟，自古至今，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而作为压轴大题的“策问”，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千余年来其核心精神变化並不算大，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
石山脑中飞速运转，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参政，蒙元科举於经义”一道，可曾限定出题范围？”
赵璉心中暗赞，汉王果然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核心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指定教材”，接受何种思想薰陶。
“王上明鑑，確有严格限定，范围便在於四书五经”。
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註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確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四书”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標准答案。五经”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註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
《周易》则並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註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並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別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和註疏。
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更成体系且易於推广的新经典新註疏，那无异於自毁长城，执意如此做的话，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
不过，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无所作为。
石山將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蒙元取士，每科录取不过百人，尚且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族均分，导致乡有遗贤，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
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然开科取士，志在网罗天下英才，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
故，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与之相应，考题设置便不能过於复杂艰深，以免过度筛选，反將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
他略一停顿，指向核心的经义部分：“譬如，明经、经义、经问这几项，考察內容多有重叠，可否考虑適当合併？並大幅减少题量，比如————减少一半？
咱们將考察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
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受害者”，饱读诗书，才情横溢，实干能力亦不弱，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詮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对此有著切肤之痛。
其人闻听石山此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心中大为赞同，立刻躬身应道：“臣明白！王上此议，实乃切中时弊，有利於选拔通经致用之才，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臣必当精心设计，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不减选拔之效！”
刘兴葛、赵璉、施耐庵三个“老雕虫”，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王上此举，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是对理学独尊、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 ↑返回顶部↑